加快西部地区开发 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从纵向看，我国各地区包括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但是，横向比较，东部沿海地区同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一个突出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江泽民总书记在去年6月17日举行的西北五省区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加快西部地区开发步伐”，并提出了加快西部地区开发的总的原则，即“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把西部发展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开发，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个重要讲话是指导西部地区开发和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我国是一个地理幅度广阔和自然差异很大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经济发展的东西部差距早已形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各地区的经济在总体上都是高速发展的，不存在西部地区发展绝对缓慢的问题。但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差距也是明显的。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1）经济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扩大。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的30年间，我国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以现价计算，平均增长速度之比为6．81：6．78：7．25，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以后，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开始落后于东部地区。（2）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拉大。1978年，东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2．5％、29．70％、17．80％，1995年为59．00％、26．50％、14．50％。（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带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488．3元、336．0元和274．3元，中西部地带分别相当于东部地带的74．95％和56．17％，到了1995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757元，东部地带为7910元，中部地带为3250元，西部地带为2696元，东部地带是西部地带的2．93倍。（4）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急剧扩大。从发展速度上看，在1990—1995年的6年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倍；从乡镇企业的产值看，1995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5．3万亿元，东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75．6∶17．5∶6．9，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近11倍；从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看，1995年全国1．2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8％，东部地区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5％，中部地区占20．1％，西部地区占8．3％。（5）人均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8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91．33元，东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分别为1．39∶1．11∶1，199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578元，东中西部地区之比为2．30：1．30：1。改革开放以前，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收入略高于东部地区，目前是东部地区远远高于西部地区。（6）产业结构差距明显。第一产业的比重是西高东低，二、三产业是东高西低。（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差距。80年代以前，国家对西部地区的投资略高于东部地区，从1982年开始，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一直呈下降趋势，1995年，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3．68倍。（8）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差距。（9）对外开放的范围和水平的差距。

造成我国地区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地理的差异和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包括：自然地理条件和环境的差别。这既是地区发展差距形成的基础性因素，也是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历史上唐朝以前，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唐朝末期开始，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特别是宋朝以后，长江以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商业、城市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国经济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从南宋开始的经济重心的南移，成为我国南部经济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种状况，与我国西高东低的地型特征是密切相关的。西部的许多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基础和起点不同。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经指出：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布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市场发育的进度不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方面，西部地区起步晚，阻力也大一些。价格体系的不合理。实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差别。思想观念转变方面的差别。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时机已经成熟。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那么，如何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坚持改革开放是加快西部地区开发，解决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地的基础不同，改革开放政策实施的迟早和力度不同，因此经济发展的速度也不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实践表明，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动力。“市场是第一资源”，“市场是第一资本”，“市场是第一车间”。西部地区的落后，既不单纯是地理位置的落后，也不完全是生产力的落后，而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萌芽和发展明显落后。因此，解决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能以牺牲改革开放为代价，回到计划经济时期地区经济发展的老路，而是相反，要把东部地区的成功经验推广到西部地区，在西部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上下工夫，从而走出一条符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地区开发道路。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西部地区的全面推进，缩小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在市场机制发育程度上的差距，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没有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东西部地区经济的一体化，对内就不能使西部的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合理有效配置，西部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就会影响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对外就不能优势互补、协调一致，应付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在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竞争中就难以掌握主动权。要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培育和优化以生产要素市场为核心、资源配置为基础、与全国市场相连接的市场体系。西部地区的许多部门和地方，不仅行政机构庞大，而且事业单位十分臃肿。要结合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精兵简政。

要加快研究制定西部地区开发和发展的有关法律。我国政府在地区政策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措施。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地区政策体系而言，目前在区域开发和发展的立法方面还是空白，同西部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还很不适应，同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也不适应。在这方面，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西部的开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1785年开始，在制定了第一个土地法令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形成了以“公共土地”政策为中心的一整套西部开发政策，从而在200多年的西部开发和发展中，保持了政策的规范性、连续性、稳定性、科学性。到了本世纪60年代，为了解决南部地区和中西部结合部的地区差距，美国国会又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保证了这些地区的开发成功。其他国家如英国于1934年、日本于1950年、法国于1955年、原联邦德国于1965年都先后制定了有关地区发展的法律法规。这些国家的地区法律体系一般都包括：（1）地区发展政策的根本法。主要对国家的地区发展政策的总方针、政策体系的构成、政策实施的制度保障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日本的《国土综合开发法》。（2）制定后进地区振兴的法律，如日本的《孤鸟振兴法》、《山村振兴法》、《过疏地区振兴特别措施》等等。（3）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引导的法律，如英国的《工业配置法》、《产业开发法》。（4）对国家级大型区域开发项目的专项立法，如美国1933年制定的《麻梭滩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法》。（5）对特定设施所在地区的开发建设的专项立法，如日本的《水资源地区对策特别措施法》。（6）全国国土整治的立法。我们不能照搬别国法律，但是可以借鉴。

要强化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开发和发展的能力。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和实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是今后改革与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也是一个跨世纪的大课题。从长远看，沿海地区先发展起来并继续发挥优势，持续稳定健康快速发展，这是大局；发展到一定时期、一定水平、一定规模，沿海地区加强同西部地区的互利合作，为促进西部地区的发展和缩小地区差距多作贡献，这也是大局。因此，要强化中央政府协调地区开发和发展的能力。这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矛盾。如果中央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下降，中央财政汲取能力过低，是无力加快西部地区的开发、解决地区发展差距问题的，也无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公平。西方发达国家在落后地区的开发中，也是十分重视国家干预作用的。美国在罗斯福推行“新政”期间，为解决南部和中西部的结合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从制定规划到规划的组织实施，都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日本在50—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针对地区间经济差距扩大的问题，中央政府及时制定地区均衡发展政策，采取各方面的政策措施，促进生产力合理分布，缩小地区差距。它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